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安娜的优秀和独特在于她自我意识的苏醒，更在于她对于独立自主和爱情的追求方面。文中的安娜具有资本主义的共同思想，虽然一开始相对于其他贵族妇女而言，安娜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她仍然是生活在封建制度体制下的一个奴仆，并且和卡列宁维系着毫无感情的婚姻，随着沃伦斯基的到来，安娜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命运需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安娜在不断觉醒中始终坚持“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信念，自我意识觉醒的安娜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女性对于自由和独立的渴望[1]。
（二）忠于爱情忠于自我的安娜
安娜不仅追求独立自主，还具有贵族妇女少有的叛逆精神，她的优秀体现在她顽强勇敢的斗争精神之中。文中描述的安娜是一个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贵族妇女形象，但当时的上流社会对于妇女具有十分荒谬的约束和限制，例如，上流社会妇女允许私下的风流韵事，但不可以允许公开地承认你的爱情。但是忠于爱情忠于自我的安娜在意识到自己爱上了沃伦斯基之时，便同丈夫卡列宁承认自己的爱情。安娜对于爱情的大胆与坦诚，备受上流社会的谴责。但安娜不顾一切公然与沃伦斯基同居并且在公共场合出双入对，体现了她真实可爱的一面。
（三）高贵典雅真诚善良的安娜
正如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苏健夫先生在2014年提出，“安娜不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妇女形象，她的情感与神智都完全超出了一般普通的贵族妇女”。在列夫·托尔斯泰笔下众多经典的女性形象当中，安娜是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物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是相对完美的形象。安娜美丽的外表下拥有一颗真挚而善良的心，她向往和追求美好与自由的态度，正体现了她永远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犹如春天的花草一般心中燃烧着忠于爱情的火苗。
二、《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形象分析
（一）忠厚善良愛憎分明的列文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忠厚与善良会打动每一位读过此书并且有相似经历的读者。在面对亲情时，列文对于哥哥真情流露，血浓于水的感情让列文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愿让哥哥伤心难过，尽管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也尽量避免和哥哥争吵。并且在面对喜欢的人吉娣时，知道吉娣爱的人不是自己，也在一旁默默守护着她。这和文中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卡列宁作为一个虚伪残忍的政府官员，无法容忍妻子对自己的不忠，但为维护自己的形象又不能与安娜离婚，反而继续折磨着安娜，让大家都生活在痛苦之中[2]。
（二）执着追求不轻言放弃的列文
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部分第十三章节，列文向吉娣求婚但遭到了拒绝，心灰意冷的列文并没有强迫吉娣嫁给自己，反而回到了乡下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但因为心中无法忘记吉娣，并且深知自己爱的人只有吉娣，所以当列文了解到吉娣并没有和沃伦斯基结婚时，为了自己的幸福再次向吉娣求婚，列文对于吉娣的感情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改变，为了爱情他宁愿牺牲自己，将吉娣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不仅如此，列文对于事业也具有崇高的追求。他喜欢经营农业，因此结合当时俄国农业发展的状况，潜心研究出符合社会要求的农业发展道路，希望能通过农业的发展在俄国掀起一场不流血运动，积极做出改变。
（三）小心谨慎疑虑自卑的列文
疑虑是人性中最大的弱点，《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是整部小说中心思最重的人物。即便是在准备和吉娣结婚之时，他也在怀疑吉娣是否因为得不到沃伦斯基才选择嫁个他，这样的结合是否会给两人都带来痛苦等等。但总的来说，列文的疑虑主要还是因为他在这段爱情里过于自卑，并且又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这样的列文难免不会让读者产生同情，被他的一举一动所牵动。
总结：
综上所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列夫·托尔斯泰曾说道，幸福的家庭大多相似，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文中的安娜和以悲剧结束了各自的一生，当安娜认为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便选择了用死亡对现实进行抗争，列文与安娜正相反，在爱情中列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对爱情和事业永不放弃，执着追求也为给读者阅读中带来了希望。
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一个被虚伪道德所束缚和扼杀的悲剧人物。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造成安娜爱情悲剧的内在原因是她独特的个性。
安娜不屈从于她认为不合理的社会环境，敢于追求所向往的幸福生活。她感情强烈而趋势，有深刻丰富的内心世界。 她对爱情自由的执著追求，体现了贵族妇女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具有反封建性质。
造成安娜爱情悲剧的外在因素，是虚伪的上流社会和冷酷的官僚世界。安娜之所以不能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爱上了丈夫以外的男子，而是由于她竟然敢于公开这种爱情。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上流社会的一种挑战。
在失去了一切之后，安娜生活中唯一的安慰便是渥伦斯基的爱情了。而渥伦斯基不可能为了安娜同上流社会决裂，也不能理解安娜的爱情和悲苦心境。爱情的破裂使安娜失去了生存的精神依据，上流社会通过渥伦斯基的手杀死了她。
安娜用生命向那个罪恶的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她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由那个罪恶的社会造成的。
列文是一个带有自传性的精神探索者形象，他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力图保持宗法制关系的开明地主。
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和行为准则，经常用批判的眼光评价现实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原则。他反对城市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受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俄国社会深感不满和不安，把建立宗法制社会作为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力图维持和巩固贵族地主的经济地位。
他想以富裕代替贫穷，以利害互相调和的办法解决农民与地主间的对立。改革的失败使他看不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最后，他在宗法农民弗克尼奇身上领悟到，生活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不断进行“道德自我完善”，“爱人如己”，感到“上帝”就在自己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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